黨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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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推進高質量發展的三維邏輯

來源:理論熱點 編輯: 梁嚴冰 王淋力 發布時間:2023-09-15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經濟社會發展內在規律深刻把握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決策,昭示著我國經濟發展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全新階段。高質量發展的提出是順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是破解新時代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構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路徑。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高質量發展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黨中央逐步將質量強國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將其從製度層麵確定下來。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議題,科學理解和深刻把握高質量發展思想對於自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一、理論邏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哲學基礎與理論源泉

中國共產黨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準確把握所處的曆史方位、尊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取得了輝煌成就。從理論邏輯來看,高質量發展蘊含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統一之中。

(一)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觀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哲學基礎

發展是事物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向高級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形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於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視角,從實踐出發,揭示了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麵的發展。

1.高質量發展凸顯著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

辯證唯物主義強調事物之間的發展與聯係,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哲學基礎。發展是"質”與“量"演進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進步狀態,事物都是在“量”的積累中實現“質”的飛躍。一方麵,“量”與“質”相互交織呈現出發展的動態表征,這與我國在不同發展階段所呈現的發展規律具有耦合性。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通過促進“量”的積累為“質”的飛躍做準備。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已經擁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順應時勢地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決策,為新的質變做量的積累。另一方麵,辯證唯物主義強調不僅要重視數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量的提升,隻有源源不斷地增加數量,才能為質量的提升做好準備。反之,一味注重數量的增加,而忽視了質量的提升,那麼發展就會陷入停滯、無法形成實質性的飛躍。因此,以穩中求進作為高質量發展的總基調,才能更好地推動發展邁向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

2.高質量發展蘊含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來看,實事求是內在包含著主客體在實踐基礎上的統一。這就要求實事求是不僅要正確反映客體的本質,力求實現真理性的認識,而且要體現出人的目的和意誌,實現人的價值追求與目標。可見,立足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來把握實事求是,實質上就是要為人類的活動和行為尋求現實的根據、確立合理的目標、製定可行的方針政策,這既是實事求是的應有之義,也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遵循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征,指導著共產黨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總是呈現出低級向高級的演進趨勢,遵循實事求是的過程,也就是把握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過程。結合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不斷深化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揭示客觀規律的積極與消極作用,適應經濟新常態帶來的影響,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規定和客觀遵循。正如馬克思所言:"不是經濟,即生產過程本身。”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必須緊扣中國實際,實事求是地推進生產力的發展,不可偏離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不斷夯實經濟基礎、完善上層建築、變革生產關係,將發展的目的與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統一,保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與經濟本質的一致性。可見,推動高質量發展既遵循了客觀規律,也尊重了人的主觀意願,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曆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要把握好“物”的尺度與"人”的尺度,形成有效合力,共同推動高質量發展。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為黨在各個曆史時期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係的理論內核。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新時代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源泉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治國理政思想和深厚的經濟發展思想,這些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新與發展,使其能夠指導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中國古代的先賢們意識到,國家的穩定與繁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國古代先賢們對義利關係、消費關係、分配關係、富民關係等深刻的見解,逐漸形成了"經世濟民""開源節流"的經濟思想。所謂“經世濟民”則是體現了古代先賢們所追求的崇高境界,"經世"指的是經營好國家、治理好社會,體現了家國一體的集體主義思想;"濟民"指的是救助黎民蒼生,體現的是利國利民、救國救民的人本主義思想。而“開源節流”,就是要求開明的君王要幫助底層百姓進行社會生產活動,通過減輕賦稅來緩和百姓的負擔,不斷拓寬財富的來源,實現安居樂業,體現了古人的治國安邦的智慧。儒家強調“藏富於民”的主張,在儒家看來,隻有人民富裕、安居樂業,才能實現有效教化,人民通過教化才能知禮,才能實現社會的穩定,進而實現人口富足、生產提高、財富增加。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經濟思想對於破解新時代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豐富和發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並運用到我國經濟發展之中。譬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經世濟民"思想在新時代同樣表現出與時俱進的時代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使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不斷增進民生福祉。古代先賢們在治國安邦方麵還提出“開源節流”的思想,當前實現高質量發展同樣也要實現"開”與“節”的辯證統一。但是,一味地"節"無法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麵臨的新問題、新考驗,唯有拓寬經濟發展方式、轉換經濟發展動能、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實現高質量發展,才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關鍵所在。

二、曆史邏輯: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演進脈絡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演變軌跡,從發展階段來看,經曆了由追趕時代到引領時代的發展曆程;從發展理念來看,呈現出追求速度到強調效益的動態轉變;從發展效益來看,經曆了由強調數量到注重質量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不同時期所處的曆史條件出發,積極探索出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還為中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邏輯起點:探索“以高速追趕為主線”的發展理念

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對生產關係的變革,社會主義製度得以確立,如何在新的生產關係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成為當時的主要任務。由於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不足和缺乏實踐經驗,我國經濟建設受到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幹擾。為了短期內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追上發達國家,毛澤東提出了"以鋼為綱、超英趕美"的口號。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卻是以"快”為主,忽視了"好"。1960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講質量、品種、規格,把這個提到第一位,把數量放到第二位”。認識到解決好發展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處理好數量與質量的關係,重新處理了經濟發展速度、效益與質量之間的辯證關係。

此外,毛澤東對我國經濟建設中提出的一些新思考,也為新時代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曆史經驗。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在綜合平衡中協調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意識到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體製嚴重限製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導致了經濟結構失衡,在對這一經驗加以總結的基礎上,采用多種手段調節我國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的關係。針對我國工業布局沿海占比大於內陸的不合理現狀,毛澤東指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此外,毛澤東提出的又平衡又不平衡的思想也為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區域布局提供了思想指引。習近平總書記通過借鑒這一觀點,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從而加快了我國高質量區域經濟布局的進程。二是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毛澤東非常注重大江大河的治理問題,認為黃河是否雄渾安瀾,關係到沿岸百姓能否安居樂業。沿著毛澤東提出的思想和考察的足跡,習近平總書記先後四次親赴一線對黃河流域進行實地考察並作出了周密部署,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重大國家戰略。

(二)邏輯演進:拓展“以速度與效益協調發展為主線”的發展理念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永恒課題,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國共產黨人針對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難題加以探索和實踐,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發展道路。

1.以鄧小平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發展速度論”

鄧小平繼承並創新了毛澤東“以高速追趕為主線”的發展思想,形成了辯證的"發展速度論”,即在速度與質量之間尋求契合點。鄧小平將目光鎖定到生產力,對生產力有了更加全麵的認知,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核心議題,正式確立了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並由此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鄧小平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看作是黨領導人民最大的政治成果,並指出“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他闡釋了“發展速度論”的雙重意蘊,一是追求速度的顯著特征。首先,在問題定位上,他認為經濟發展不隻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政治問題。把經濟發展上升到政治層麵的高度,將發展速度與社會主義本質相聯係。其次,在實現過程上,提出了"三步走"戰略。他追求的不是平緩的低速增長,而是由一個階梯邁向另一個更高階梯的跳躍式發展。最後,在動力問題上,他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將科學技術上升到了國家層麵的戰略高度。在他看來,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能有如此大的提升,正是得益於科學技術的力量。二是質量是速度的邏輯前提。鄧小平並不是一味地隻講速度,忽視質量,而是追求有質量的快速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總之,鄧小平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既強調國民經濟均衡發展,也將目光放在了發展質量上,豐富與發展了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

2.以江澤民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速度與效益結合論”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江澤民沿著鄧小平開創的道路接續前行,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我國前進中遇到的困難與問題。江澤民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麵,提出了“持續、快速、健康”的六字方針。其中,“健康”體現著高質量、可持續、強技術的內涵。黨的十四大,正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實踐可能和製度保障。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強調了正確處理速度與效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指明了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對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

江澤民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鄧小平的"發展速度論",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新路徑。一方麵,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江澤民明確指出發展必須要有新思路,轉向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發展軌道。在1994年11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闡明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是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出了“必須更新發展思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由原先追求數量為主導轉向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科技進步為主導,走出了一條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新路徑。另一方麵,1995年黨中央將科教興國上升到國家層麵的高度,從製度上將其確定為基本國策。將教育與科技擺在更高的戰略地位,指出了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即從原先的依靠簡單勞動轉向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式。換言之,通過科學技術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實現效益與質量良性循環。在國家"九五"計劃中,對更好地實現速度與效益相統一作出了科學的闡釋,既要運用科學技術的力量提高速度,也要增強全民的質量意識。在質量意識的帶動下,極大地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中國逐漸接軌世界、趕超世界。

3.以胡錦濤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思想”

黨的十六大以來,麵對我國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人口等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製約,為了更好地解決時代之需和發展之要,胡錦濤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要理論。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而人類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受到自然、環境等因素的製約也影響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運動效率與速率。科學發展觀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指導,從宏觀角度來看,科學發展觀強調以科學的方式統領經濟社會的全局發展,促進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2005年,胡錦濤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真正轉入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將實現“經濟又快又好發展”進一步表述為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可見,正確處理"快”與“好"的關係,實質上就是處理好速度與質量的關係。雖然隻是簡單的順序調整,但其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的經濟社會發展理念由速度向質量的根本性的轉變,將關注的重點由經濟增長轉變到經濟發展上來。從增長到發展的轉變既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經濟發展理論的認識不斷深化的客觀需要,進一步加快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的步伐。在經濟發展動力上,構成了依靠投資、消費與出口協同拉動的格局;在產業升級優化上,淘汰落後產能、重視科技創新、提高勞動者素質,推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共同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局麵。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是立足於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破解我國新老發展難題的客觀需要。

(三)邏輯複歸:新時代躍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發展理念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於什麼是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形成了一係列的新思想、新理念,並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與旨歸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加注重質量的提升,將經濟發展的聚焦點放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將高質量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2013年亞太經合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將質量與效益作為提高經濟增長的根本點。他將隻在乎經濟增長而忽視質量和效益的經濟發展稱為“形而上學的發展觀”。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刻把握國內外經濟發展大勢,針對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實際情況和突出問題順應時代潮流提出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命題。

一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破解新時代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厘清社會主要矛盾是製定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戰略的前提條件。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經取代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使得發展要解決的問題也隨之發生變化,這就為高質量發展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準確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揭示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內在規律,提出了破解主要矛盾的實現路徑和主攻方向。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應當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在確保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更加要保證效益與質量的實現。換言之,如果說改革開放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是以“快”字當頭,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強調“好”字當頭。

二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化解我國現階段發展困境的必然要求。我國現階段發展困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難以持續,傳統增長方式難以支撐現階段的問題;另一方麵,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難以維持。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率下降是合乎規律的。現階段,中等收入陷阱、產業結構失衡等問題製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圍繞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係列的重要論斷,為高質量發展賦予了新的時代意蘊。一是在戰略考量上,將推動高質量發展視為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二是在科學內涵上,指出"高質量發展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經濟發展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三是在實踐要求上,構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製機製是一個係統工程,要通盤考慮、著眼長遠,突出重點、抓住關鍵。2019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考察時作出研判,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來到了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進一步深化了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2.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亟需理順的幾對關係

第一,處理好數量增長與高質量發展的關係。數量增長多以總產出為衡量標的,注重強調經濟總量的擴張程度,而高質量發展相較於數量增長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立體的格局。高質量發展以經濟總量為基準,但不局限於關注經濟總量本身,還包含對效率、結構和可持續性等多維衡量。換言之,高質量發展體現的是“量”與“質”在相互協同作用下的科學演進發展。在數量增長時期,通過擴大產能提升經濟效益、以量取勝,忽視經濟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不同於以往的經濟增長,不僅強調經濟效益,更體現了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是人與社會、生態相協調的一種包容性的綠色增長。立足我國新階段的實際情況、發展條件、發展過程以及發展結果等多方麵呈現出的新變化與新特征,甄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以重塑發展動力、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三個層麵構建“三位一體”的係統性分析框架,尋求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在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中找到並踐行以“質”促“量”的途徑。

第二,處理好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係。經濟發展的主體是結構性轉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工業化,二是城市化。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緊密相關的,工業化是城市化的主體,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結果。一方麵,工業化是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堅持以發展現代化為核心內容、以回歸實體經濟為根本思路、以構建新的產業體係為主要目標,以工業化的思維作為發展的邏輯理路,實現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有機結合,最終實現各類產業協調發展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道路。另一方麵,在走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要致力於實現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協同運動,在相互促進中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因此,在高質量發展中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升城市的綜合功能,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走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高質量發展道路。

第三,處理好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關係。推進高質量發展,既是客觀需要,也是主動抉擇;既涉及當前利益,又涉及長遠發展。需要正確解決好短期與長期的關係,尋求經濟發展均衡點。從長期來看,推動高質量發展首當其衝就是要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構建多方麵協同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係。同時,也要重塑發展動能、優化發展結構、共享發展成果,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短期來看,推動高質量發展又意味著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短期內失衡,滋生環境汙染加劇、生態係統退化等挑戰,結果就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短期內無法得到滿足、城鄉收入兩極分化加劇等重大問題滋生。正因如此,在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解決好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關係,保持各類經濟發展相協調、經濟發展健康循環,集中力量解決突出問題,把維持社會穩定放在第一位,守住底線,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三、實踐邏輯:新時代推進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導向

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曆程的實踐邏輯實質上反映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發展客觀關係。以厘清理論邏輯和廓清曆史邏輯為基礎,共同建構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並在實踐的邏輯進路中實現螺旋上升、波浪前進,進一步深化中國共產黨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認識,加強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係建設。

(一)構建高水平新發展格局,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動力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調頻換擋的關鍵時期,經濟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指向,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在加速邁向提質增效的新時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作為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亟須解決,這需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因此,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實現經濟效率變革、質量變革和動力變革的發展,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以實現人的發展為最終關懷的發展。新發展格局不是關起門來搞自我封閉的發展格局,是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格局,是不斷擴大內需和構建更高水平的發展格局。

積極促進新發展格局與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耦合。首先,新發展格局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外部支撐。新發展格局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新階段下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充分激發內需潛力為落腳點;"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已由傳統的外向型經濟為主導轉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相互促進的發展模式,充分發揮兩個市場、兩類資源的優勢,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外部支撐。其次,推進高質量發展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現階段,由於供需錯配以及需求不足等問題嚴重阻礙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新發展格局的出發點就是擴大內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把擴大內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進而創造新需求。因此,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要以高質量發展為抓手,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來解決現有困境。

新時代,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積極促進有效供給與高質量需求、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的良性互動與螺旋上升,努力構建更高水平的新發展格局,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動力。

(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入高質量發展的內源動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國內外發展形勢,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出的關鍵性舉措,是為我國尋找一條更好、更長遠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內容與結果、路徑與目標的關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主線和關鍵之舉,實現高質量發展又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價值旨歸。短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生產視域入手不斷調節供給的結構,從而對生產端進行優化調整;長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致力於以提高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全麵調整供給結構,破除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激發潛在的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根據高質量發展的時代特征,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等戰略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著建設現代化經濟體係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這是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特別是要注重精準發力,積極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把提高供給質量作為主攻方向,以生產端為切入點,實現供給側結構的質量與效益的相統一,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的方向發展。立足於新發展階段的曆史方位,為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必須積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為支撐、以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轉型為舉措、以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為保障,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內源動力。

(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旨歸

立足中國式現代化視角來看,高質量發展已然成為新征程下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高質量發展不僅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還更加強調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更加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

曆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不僅是價值主體,也是實踐主體,是曆史的主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基於供給側的視野,闡明了人類作為社會的主體,在生產過程中人類需求的變化決定著供給的變化,論證了人民群眾是實踐動力之源,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黨的十九大強調,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要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要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可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過程,並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思想的核心要義。因此,始終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更要在發展過程中凸顯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加快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係、產業體係,在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訴求中推進高質量發展。

經濟發展是一切發展的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改革的著力點和發力點。新中國成立以來,以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為起點,以改革經濟體製為動力引擎,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偉大勝利。以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為框架,梳理我國經濟發展理念變遷的曆史脈絡,挖掘我國經濟發展理念變遷中不變的理論源泉與核心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公有製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生產力理論,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是具體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理念變化的理論依據。在未來的實踐中,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高質量發展推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