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代皇帝，於公元626年登基，共執政二十三年。他在位期間，政局穩定，經濟發展，史稱“貞觀之治”。這一時期為唐朝的繁榮昌盛持續達三百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公元618年，李世民協同其父李淵建立了唐朝後，自己則為統一割據的局麵和鞏固唐王朝初建的政權，繼續南征北戰達八年之久。不少戰馬伴隨著李世民衝鋒陷陣，浴血奮戰，特別是其中六匹坐騎在幾大關鍵戰役中戰功顯赫，深為唐太宗所鍾愛太宗不僅親自賜予它們漂亮的名字，還撰寫讚詩加以頌揚。公元636年，唐太宗選定九山營建昭陵，下令將它們勒石刻碑，與他永遠相伴。六駿浮雕由當時充營山陵使、工部書、名工藝家閻立德（?-656）設計，著名畫家閻立本（?-673）起草圖樣，由築陵石工的高手雕刻而成。六塊浮雕分東西排列兩行，聳立在昭陵北麓的祭壇兩邊，遂成為千古跡--“昭陵六駿”。這些浮雕采用了寫實的手法，一反當時傳統的格式化的陵寢石人石獸和宗教藝術，開創了雕刻藝術的新氣象，在中國雕塑史上享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昭陵六駿”任憑風吹雨打、朝代變遷，在陵園伴隨唐太宗達一千三百年之久。二十世紀初卻不幸被盜，曆盡坎坷曲折，現其中四駿特勤驃、青騅、什伐赤、白蹄烏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另兩駿颯露紫和拳毛蝸已流失國外，現由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以下簡稱賓大博物館）收藏。八十年來，對於兩駿何以離開昭陵與中國，特別是兩駿何以人藏賓大博物館一直為世人所關注，眾說紛紜。國內報刊雜誌幾乎曾無一例外地譴責美帝國主義文化強盜及賓大博物館的掠奪行為，多少年來賓大博物館為此也一直呼冤喊屈、竭力申辯。近年來，隨著中美兩國文化的交流，特別是賓大博物館與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直接接觸，許多情況得以澄清，原譴責賓大博物館為美帝國主義文化強盜的昭陵六駿陳列說明現已改寫。盡管如此，兩駿人藏賓大博物館的具體經過與賓大博物館所掌握的六駿資料仍為眾所不知，誤解依然。筆者自1995年起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特別注重兩駿入藏賓大的經過。收集的資料和研究的部分結果已發表在香港出版的《東方》(Orientations）雜誌2001年2月刊上。當時由於篇幅有限，僅作了簡扼的介紹。現應碑林博物館之邀，特將本人所收集的關於昭陵兩駿流失的全部資料重新整理，纂成此文，希冀有助解開撲朔之謎，並促進對昭陵六駿的討論與研究，以增進中美博物館之間的相互了解。在正文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介紹一下賓大博物館的創建史和與兩駿入藏賓大博物館有關的幾位關鍵人物。

一、賓大博物館與盧芹齋

費城曾是美國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中心，在十八世紀時是北美洲最大的城市。這裏政治家、教育家和實業家雲集，他們思想開放，開拓創新，富有遠見，熱心於教育與公共慈善事業。1794年，本傑明•蘭克林在費城創建了第一所非神學院體係的現代意義上的美國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現仍是美國第一流的名牌大學。十九世紀，賓夕法尼亞大學教員計劃前往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Babylon）探險並求大學開專來保存探險獲得的古物，賓夕法尼亞大學事會欣然接受這一提議並於1887創建了賓大博物館。賓大博物館於1887年年底開始了對巴比倫尼普（Nippur）遺址的探險，從而掀開了長達百年的考古發掘史。首次的探險便為博物館帶來了大批刻字的泥塊與其他重要文物。隨後，博物館探險隊的足跡遍及了世界五大洲，曾與大英博物館聯合發掘了轟動世界的今伊拉克境內的烏爾（Ur）皇家墓地；參與埃及的考古收獲豐碩；在中南北美的探險卓有成效；在希臘克裏特島（Crete）獲得了重要的愛琴海文物，等等。一百多年來，賓大博物館共派遣了350餘支探險隊，至今仍有專業人員在10餘個國家與地區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賓大博物館的館名幾度更改，但通過考古與考察來研究人類曆史的宗旨始終如一。

1911年初，查理斯•哈裏森博士來到了博物館。哈裏森博士（Charles Custis Harrison）曾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卸任後致力於賓大博物館的發展事業。哈裏森生於費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後赴哥倫比亞、普林斯頓與哈佛大學深造。畢業後進入商界，因經營製糖業而發財致富，1892年從擔任三十年的富蘭克林製糖公司董事長的位置上引退。1894年至1910年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任職期間建樹甚多，賓大校園內至今仍豎立著哈裏森校長的銅像。來到博物館不久，他擔任了賓大博物館董事會會長並承擔了艱巨的集資任務，其中包括建造圓形陳列大廳、探險與藏品征集所需的費用。他是費城地區資深的政治家、教育家和企業家，他以個人的威望和獻身精神為博物館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 貢獻。哈裏森博士的到來使賓大博物館館長喬治•高登博士（George Byron Gordon）如虎添翼，博物館決定擴建並增添陳列大廳。哈裏森負責集資，高登館長主管陳列大廳的展品挑選與陳列工作。高登博士是加拿大人，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主攻考古與人種學，曾任哈佛大學中美洲可龐（Copan）遺址的探險隊隊長。1903 年起，受聘於賓大博物館任美國部主任，1910年晉升博物館館長他具有相當高的藝術鑒賞能力，對博物館藏品征集具有獨到見解，賓大博物館的現有藏品優勢基本在他的任期內形成。

博物館計劃建造的陳列展廳高110米，寬110米，全磚結構，為圓形無柱穹頂，至今仍是美國最大的獨立無柱廳。在這氣勢非凡的圓形建築內陳列任何展品都是一種挑戰，高登卻以銳利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決定在此大廳陳列當時尚未普及歐美的世界古文明之一的中國文化。他籌劃的圓形大廳的揭幕展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國藝術大展，展覽於1916年2月揭幕，展品價值百萬美元。展覽會上除了少數藏品由博物館購置外，其餘大都為借展品。高登還別出心裁地邀請世界各大中國古董商參展，要求他們精心挑選參展品並標明價格，以便參加開幕式的慈善者自由挑選，認購捐贈。這一創新的做法，當時盡管褒貶不一，高登卻成功地使絕大部分參展品先後被認購，成為賓大博物館的固定收藏。正是由於圓形大廳的中國藝術展使高登與盧芹齋走到了一起。盧芹齋（1880-1957）原籍浙江，祖上世代官運亨通，家境富裕，後因太平天國戰亂，家產被毀，全家遷至上海。盧於1900年左右來到巴黎求學經商，初抵法國時為求生存無奈去做門房，後在同鄉、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提攜和投資下，盧與幾位駐巴黎的中國使館人員一起開辦了通運古玩公司，經曆了開業初期的艱難歲月後，相繼在巴黎、北京、上海和紐約開設了來遠公司。在此後五十年內，中國古董包括陶瓷、繪畫、青銅及雕刻通過他源源不 斷地流入歐洲與美國各大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高登館長與盧芹齋的交往始於1914年，那時盧首次來美開拓生意，也有可能是應高登館長參展之邀請而來。高、盧首次見麵就談得很投機，盧同意出借繪畫、瓷器和雕刻品參加圓形大廳的開幕展，此外，盧還帶來了響堂山八尊北齊石雕像的照片。這些石雕的後麵有著一段故事：1909年春天，盧在一巴黎博物館館長那裏見到了一幀石雕像照片，照片上精美的石雕觸發了他開辟新生意品種的念頭，那時他主要經營清代瓷器。盧立即照片郵寄給國內的合夥人並接到回複說，法國商人馬塞爾•賓（Marcel Bing）不久前去西安當地進貨，不小心踩到了桌下的石像頭。他當場花10元錢買了下來，轉手賣給了布魯塞爾斯道克來收藏（Stoclet Collection)，盧看到的就是這個頭像的照片。幾個月後，盧接到合夥人的電報說搞到了八尊真人大小的響堂山石像，但盧不知如何脫手石像，就叫他們在中國處理掉。但因在當地處理不掉，石像還是被運到了巴黎，巴黎的古董商對這些石刻沒有興趣。盧把石像的照片撒遍了全歐洲，但幾年過去了，仍無人問津。盧這次來美想碰碰運氣，高登館長見過這些照片，表示喜歡石像，並願意通過盧購買，高登館長的回答自然令盧又驚又喜。他倆都認為收集中國石刻意義非凡，達成共識後，高登當場拍板買了三尊開了賓大博物館收藏中國石雕的先河。盧也因此決定在美開辟銷售雕刻的新市場，高、盧攜手合作後還達成了一種默契：以後凡有石雕，盧大都先讓高登過目挑選。因此，賓大博物館的石刻收藏雖為數不多但精美絕倫，遐聞於美國甚至世界。正是有這種合作的基礎。盧很自然地把昭陵兩駿首先介紹給了高登館長。

二、昭陵兩駿入藏賓大博物館之始末

據賓大博物館檔案室所藏資料記載，高登館長於1918年3月9日在紐約首次見到昭陵兩駿。3月13日他致信盧芹齋：“上星期六，您的助手帶我參觀了大都會倉庫並見到了兩匹石駿。我十分 高興能見到這著名的雕刻，得知它們在美國已有一段時間。我會從博物館角度提出一個最佳方案，與我的同仁商討購買的可能性。”隨後一個月的通訊往來大都圍繞著兩駿的照片、陳列方案和鑄模之事。4月19日賓大博物館董事會會議記載：“館長彙報盧芹齋願意將來自古都西安府的兩塊深浮雕免費借展於我館。”以借展的方式最終達到購買的目的是高登館長1916年圓形大廳開幕展時使用的策略，這已成為了高、盧之間多年合作的常用手法。

兩駿於1918年5月8日抵達費城。5月7日來遠公司一雇員致函高登館長：“今日用卡車運出了兩塊浮雕，計劃明日中午抵達費城，望一路平安。隨函附上照片二套，我們將馬的碎塊一一編號，相信你們在拚合時不會有什麼問題。”從中得知，兩駿運輸時為碎塊，是賓大博物館布展時才拚合複原的。盧芹齋是生意人，在錢方麵是很料明的。他提議賓大博物館“支付140美金的運輸費，此費用可在貴館購買它們時予以扣除”。他絕不希望因出借昭陵兩駿而使資金擱淺，從盧的11月25日信中得知，盧想通過高登館長向賓大博物館的銀行借款，結果未遂其願。恰在此時，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派人去見了盧。11月28日盧致信高：“羅斯博士（Denman Waldo Ross）昨日來見我，他受任使用哈維•韋宙先生（Harvey E. Wetzel）的遺產為波士頓博物館挑選藝術品。他表示隻想要一塊浮雕，哪怕是不帶人的那塊足令波士頓博物館滿意。我想貴館能否放棄其中之一，讓波士頓博物館購買不太重要的不含人的那塊浮雕。這將對我極有幫助，我能用他們的資金即刻再為您去購買其他兩塊浮雕來作補償。我相信您不會認為我故意從貴館撤回珍貴的藝術品，我對貴館的感情始終一如既往，堅貞不渝。”這封信猶如催化劑，迫使賓大博物館不得不對兩塊浮雕的何去何從作出明確的答複。那時郵件來往頻率之高簡直難以令人置信。高館長11月29日就將盧11月28日函轉發給時任董事長的哈裏森博士：所附函件自身已足能說明問題。我希望明早能與您見麵，隻要您願意，其他董事也可參加，一起商議這一重要事宜。競爭在我意料之中，但沒想到來得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這些浮雕自七世紀以來，一直出現於曆史記載，證明了中國人視其為藝術領域內的優秀作品。它們是非宗教、純世俗藝術品，對我館佛教雕刻收藏能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因為中國早期雕刻是宗教的天下，六駿因而成為稀世之寶。這些石刻實為獨特的不朽之作。”賓大博物館董事會慎重地討論了此事，商議結果反映在高登館長12月6日致盧芹齋的信中：“鑒於我們最近的對話，我現作如下聲明：經董事會批準，一旦資金落實我們即購買陳列於本館的唐太宗兩駿，現已批準開始籌集資金。如您所知，我館有現金購買的死規定。由於我們必須籌足15萬美元才能購買兩駿，上述聲明不能被認作是一種合約，但我個人可以向您保證，我們能在明年1月底前落實資金並付清款項。”盧的回複也極其迅速，第二天就通知高登，感謝回複並將他的惠函保存人檔。沒過幾日，盧來信催問，“能否在1月 15 日繳款？因在那日我急需部分資金。”由於盧的催促，董事會又召開了會議，強調了“無論從藝術還是曆史角度，兩駿都具有頭等重要性。極力推薦賓大博物館盡力購置這對浮雕。”盧期待著高登館長的諾言兌現，1919年1月3日他再次要求高登在1月 15日付款。看來賓大博物館的集資進展並沒有像高登館長保證得那麼順利。高、盧不得不考慮其他緩兵之計，高登館長在1919年1月17日的董事會上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用2萬美元購置中國鑲嵌青銅器，換取兩塊浮雕繼續保留原處，供我館以15萬美元考慮購置。我館有權退回青銅器並用2萬美元退款抵衝浮雕價款。”哈裏森博士於1月28日以書麵形式通知高登館長肯定了這一方案。他說：“我的想法是以2萬美元現金購買青銅器，隻要盧同意不向他人銷售現在我館的石駿，允許我們在1920年4月1日前或再長時間考慮購買事宜。如果我們能在1920年4月1日或之前以15萬美元購置兩駿，我們有權歸還青銅器，2萬美元的退款用以抵衝購買石駿的15萬美元，我們若能同時購置青銅器和兩駿，則為皆大歡喜。”看來，2萬美元的現款暫時解救了盧的燃眉之急，賓大博物館也爭取到了15個月的籌資時間。為了力爭哈裏森博士信中所提到的更寬裕的時間，盧、高之間的信件往來更為頻繁。其實，兩駿並非當時惟一的洽商內容，其他文物的買賣也在交叉進行。這就為高盧之間的談判展現了更大的舞台空間。盧3月12日致信哈裏森博士：“鑒於貴館購買價值五萬美元的三隻鈞窯器以及1919年2月1日2萬美元購置了鑲嵌青銅器，在此，我允許貴館在1921年4月1日前，以15萬美元考慮購置中國的兩匹聖馬。我同意在1921年4月1日前不再與任何個人或機構洽談兩駿的買賣問題，給予貴館自由的無任何限製的購買選擇，而沒有購買之約定。我對兩駿保留在貴館不負責任何費用，但承擔風險。”在之後一年半斷斷續續的通訊往來中，盧多次探詢籌資結果並催促賓大博物館盡快了結這筆生意。期間，盧同意接受賓大博物館提出的支付國家債券的方案，但不知何故半年後仍未有結果。高登館長在1920年6月18日董事會上特別提請大家注意一旦期限來臨，其他博物館已作好購買兩駿的準備。我們現處於這樣的時刻，要麼購買，要麼眼睜睜地失去它們。”高登館長的話絕非危言聳聽，當時確有好幾所博物館都對兩塊浮雕虎視眈眈，緊追不舍。盧實在難以招架，不得不告訴急切希望購買浮雕的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賓大博物館“已用信貸購買了兩駿”，盧希望賓大博物館“予以諒解並以同樣的口徑對外表態”。一些博物館得知沒有希望購買兩駿後，則要求提供模製品，在獲得賓大博物館同意後，盧曾向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的吉美博物館彙寄了兩駿的石膏模製品。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賓大博物館仍無馬上結清這筆生意的跡象。盧芹齋故伎重演，建議賓大博物館購買其他暫借品以解救其資金困境。高登館長斷然予以拒絕，“籌資購買兩駿為第一重要，我已通過增收減支的方法來籌集必要的款數，其他文物的購買暫且擱置，直至購買兩駿的款項全部到位。”顯然，15萬美元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巨款，捐贈者不願為陌生的石刻掏腰包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從1918賓大博物館始1920年10的兩半內，賓大博物館花了不少精力籌資，效果卻不顯著。不過，多年的力沒有徒勞，轉機終於在192節夕降臨1119議記錄寫道“經高登館長提議，博物館向來遠公司購買兩塊浮雕，原價為15萬美元。由於來遠公司接受國家債券的支付形式，價格已降至13萬5千美元。”哈裏森彙報說，艾爾德裏奇• 約翰遜（Eldridge R.Johnson,1867-1945）已認捐5萬美元作為購置浮雕的啟動資金。他隨後宣讀了致約翰遜的信：“尊敬的約翰遜先生： ……為了實現對博物館來說至關重要的目標，除了您認捐的5萬美元，我計劃截留所有未支出的捐款和以後幾個星期可能募捐到的藏品專款。如果購買兩駿的款項仍然不足，我會自掏腰包加以補足。”哈裏森博士在集資方麵獨樹一幟，他隨身總帶著一本黑色的小筆記本，在任何可能的時間和場合，他都會像外交家般地進行集資活動，把情況一一記錄在小黑本上。他不僅說服別人捐款，自己也時常慷慨解囊，他的絕招是別人認捐5萬，他也認捐5萬，他的5萬常常用來對付數個其他人的5萬。天長日久，他個人對博物館的捐款也極為可觀。在這次兩駿的集資過程中，哈裏森再次表示了自己解囊的打算，同時也成功地說服了約翰遜加人博物館捐贈者的行列。艾爾德裏奇•約翰遜出生於德拉瓦爾州的惠靈頓（離費城不遠）。1894年，開創了留聲機公司，後與其他公司合並，在他任董事長期間，新合並的公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留聲機公司。在1921年至1933年期間，他曾任賓大博物館董事會會員，副會長及會長，多次出資讚助對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和危地馬拉等地重要遺址的發掘，他對賓大博物館的一係列慈善活動始於對兩駿的捐贈。

兩駿的購買終於有了進展。1920年12月 11日博物館行政檔案中記載：“購買兩駿，支付來遠公司5萬美元。”盧於12月15日確認“12月13日函及5萬美元支票收悉，此為購買兩駿的第一筆付款。”第一筆付款的成功似乎是個好兆頭，接下來戲劇性的進展更是讓博物館樂不可支。經與盧芹齋商談，哈裏森成功地將購買兩駿的價格降至12萬5千美金。再有，約翰遜先生決定“捐贈15萬美元用作購買兩塊浮雕……，剩餘的2萬5千美金用於博物館探險考察。”賓大博物館於1921年1月7日支付了第二筆款項33,300美元最後一筆餘款41,350美元的支付有中法實業銀行的信函為證。至此，購買昭陵兩駿的款項全部付清。

由於約翰遜先生的慷慨捐贈，長達三年的購買兩駿事宜終於降下了帷幕。博物館把刻有“艾德裏奇約翰先生捐贈”的銅鑲嵌在兩駿陳列櫃的下方以告眾人。賓大物館沉浸在終獲昭陵兩駿的喜悅之中，但未曾料到購置兩駿所引起的誤解與譴責會從此伴隨著賓大博物館達大半個世紀。

三、兩駿離開昭陵、西安與北京之始末

賓大博物館通過古董商盧芹齋直接從美國紐約獲得了昭陵兩駿，這樁買賣完全局限在相距150公裏的紐約與費城之間。那麼，究竟是誰把昭陵兩駿從昭陵、西安乃至北京運出的呢？如果說賓大博物館當時對兩駿離開西安略知一二的話，對兩駿如何離開昭陵和北京則是毫不知情的，有關情況是後來才逐漸透露出來的。

賓大博物館自1897年就開始了出版新征集品的傳統。故兩駿買賣尚在商議之際，介紹文章《唐太宗六駿》便已在1918年的館刊上發表。卡爾•畢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圖十）時任賓大博物館東方部副主任，他在文中寫道：“1917年秋，當我代表賓大博物館造訪西安府時，聽說一位陝西督軍意識到石駿的重要性，幾年前在離任時攜帶保存最好的兩駿返回北京。”畢士博的說法引起了一位名叫保爾•馬龍（Paul Mallon）的法巴黎商人的不同意見。他於1921年6月29日信賓大博物館，駁斥畢的說法“不正確，相信博物館有興趣了解石駿的真實故事。”他說：“1912年，在京的格魯尚（A.Grosjean，國古董商）想搶在阿道夫•沃什（Adolf Worth，德國古董商）和馬塞爾•賓（Marcel Bing）的進貨員達爾美達（d’Almeida）之前弄到這些石駿。他派遣了一位名叫戈蘭茲（Galenzi）的助手去搞定此事，指示他以最快的速度最妥的方式將石駿運出當地。1913年5月，石駿被運出昭陵。途中，運輸隊遭到了當地農民的攔擊，珍貴的石駿被推下山崖。殘碎石駿被沒收並於1917年托交西安博物館（有殘馬在博物館前的照片作證），它們後被售於盧先生和馬塞爾•賓，貴館就是從他們那裏購得。我特別適合向貴館透露此情況，因為我曾希望通過中間人格魯尚購置石駿，我的大筆先期投資都因石駿被沒收而化為烏有。我想你們一定有興趣了解這段細節，以恢複著名石駿的曆史。”馬龍的故事令人瞠目結舌，原來他對昭陵六駿也垂涎已久並付出了大筆投資。從信簽上看，他擁有一中國印度支那進口公司（Importation de Chine et des lndes，雖然沒有指明專項，不過從中國進口古董亦屬對口。他敘述的經曆尚合情理，情節也沒有與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大相徑庭，還握有博物館（實為圖書館）前的殘馬照片。筆者認為馬龍的故事不像虛構，有很大的可信性。他提供了不少重要的信息，如去昭陵的洋商名字本來不為人所知，現知是格魯尚派遣的戈蘭茲；馬龍還透露了洋商幾次活動的時間，尤其是把首次去昭陵盜馬的年月說得很清楚。盡管盧芹齋也提到，“石駿於1912年被洋人盜出昭陵”，但馬龍的說法可能更確切一些，即1912 年戈蘭茲去打前站，1913年5月才將石駿盜出昭陵。但馬龍沒有說清昭陵六駿是一次還是分幾次被盜出昭陵的。他沒有或無法說清的問題，我們有其他出處的資料可加以補充。

盧芹齋曾說，“沉重的石雕在運輸過程中被發現、沒收，被陝西總督占有。”宋聯奎《蘇庵雜誌》“昭陵六駿”和“石駿再誌”條目對此有更清楚的記載：“自辛亥後，石駿為師長張雲山取其二，移置長安舊督署（俗稱南院），然斷泐不堪矣。”“乃未幾複為某洋商所覬覦竟舉陵北所餘四石輦之而去，當道者急追之，始璧還。今存圖書館陳列所中。”郗琳在《關於昭陵六駿被盜真相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供了不少資料。現將有些資料轉抄如下：“張雲山原是陝西的會黨首領，陝西辛亥革命主要領導人之一，西安光複後任陝西軍政府兵馬大都督。1912）受袁世凱改編後任第一師師長。1914年（國年）陸章督陝後被削奪兵權，鎮守多方設置障礙不許其赴任。…追陸建章督陝後，雲山自知不能見容，而位隆財多，未能潔身遠引。乃不惜卑躬屈節，伺承顏色，執贄拜門，輦金納賄，冀得其觀心，以圖保全。馴至幽憂致疾，終以不起，於1915年（民國4年三。”琳認為《蘇庵雜誌》的作者宋聯奎也是陝西辛亥革命元老之一，1914張雲山為同事，所述張雲山取昭陵六駿之二移置南院一事，親曆親見，應當是實錄。張雲山於1912年3月任陝軍第一師師長，1914年9月縮編後改任陸軍第七師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蘇庵雜誌》稱張為師長，兩駿移置西安的時間則應在1912年3月至1914年9月之間。

基於上述資料，我們可以將兩駿從昭陵被盜的幾個要點梳理出來：(1）去昭陵的洋商是受格魯尚指派的戈蘭茲；(2）最先離開昭陵的不是六駿而是兩駿，時間在1913年5月左右；(3）兩駿被攔下後，被張雲山占有並移置西安舊督署；(4）在1914年9月後至1915年期間，張雲山很可能拿兩駿去討好陸建章；或者他失權或死後，兩駿被陸建章霸占。

至於兩駿何時離開西安，情形也大致清楚。盧芹齋指出：“1915年，前袁世凱大總統下令它們正式移置北京。”郗琳文中說，陸建章為了效忠袁世凱，又受袁克文的委托，庇護盜運兩駿出境。畢士博1917年10月在西安見到四駿時，也說到幾年前兩駿被卸任的總督運往北京。陳重遠在《文物話春秋》一書中對此提供了新的線索，“趙福齡，字鶴舫（1881-1936)，北京延吉齋老板，與袁家二少爺袁克文結為好友。在袁世凱為複辟帝製大造輿論，籌建‘袁家花園’時，趙主動向袁克文提出要為花園建造出點力，計劃從外地運些奇花異草、怪石古樹，需要封條作護，袁府的封條如同‘皇封’，兩駿暢通無阻地抵達北京。”以上幾種說法大都與袁世凱有關，時間上可鎖定在 1915 年。也就是說，兩駿是在1915年進京的。

盧還提到了兩駿離開北京的時間。盧在1927年的信中說，兩駿“抵達北京數月後，由他人轉賣給我們”，它們“離開中國已經12年了”。由此推斷，兩駿在1915開西安進京，幾個月後，即被轉手到來遠公司，同年就離開了中國。

現再來看看兩駿是何時抵達美國紐約的。畢士博1917年2月兩次到來遠公司紐約倉庫，聲稱“沒有發現新東西。”對此，我們可理解為畢沒有見到兩駿。高登館長 1918 年3月9日在同一倉庫見到兩駿時，得知它們在美國已有一段時間。據此，兩駿極有可能在1917年2月以後抵達紐約。從北京到紐約的海運時間為1-2個月。如果盧沒有記住，確定兩駿是1915年離開中國的話，那麼，1916年兩駿在何處？它們會不會先去別的地方（比如巴黎）保留一段時間再去紐約大都會倉庫？如果兩駿是直接從北京去紐約的話，那麼，兩駿1915年離開北京的說法就需再探討了。

至於洋商第二次去昭陵牽走另四駿的問題，賓大博物館沒有任何檔案資料可供考證。筆者據上述資料分析，兩駿於1915開西安並售於盧的消息一定走漏了出去。格魯尚得知後必定耿耿於懷，他與其顧客的大筆投資血本無歸，倒讓盧白白撿了個大便宜既然兩駿能作買賣，留下的四駿也未必不可。或者格魯尚壓根兒就在等待第二次去昭的時機。估計是在1陵了四，結果再次遭到阻攔沒收。無奈之中，格魯尚隻能將殘碎四駿197圖照片投資者以作交代。畢士博1917年10月在西安圖書館見到了四駿，作了筆記並照了相，估計四駿已拚合複原。這證實了洋商的第二次昭陵之行不可能是國內流傳的1918年，而是1917年上半年或年中。

敘述到此，兩駿離開昭陵、西安北與達約的情況已基本清楚。但與兩駿密切相關的一個關鍵問題尚未提及：究竟是誰把兩駿轉賣給盧芹齋？

四、誰把兩駿轉賣給盧芹齋

在誰把兩駿轉賣給盧芹齋這個問題上，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可歸納成以下兩種主要說法：一種說法是把矛頭直接指向袁世凱或以袁世凱為首的最高領導；另一種說法認為是不法古董商的個人行為。第一種說法主要來自盧芹齋，盧1927年9月10日致信哈裏森說：“1915年，前袁世凱大總統下令它們正式移置北京。數月後，兩駿通過他人售於我們。”盧強調說：“這樁買賣是絕對合法的，這些石駿是由中國最高領導出售給我們的。”這是盧從俄國寄至賓大博物館信中的解釋。原來他遇到了麻煩，他的朋友從北京打來電報通知他不要返回北京，因“非法出售唐太宗兩駿，北京當權要捉拿我”，盧因此向賓大博物館透露了兩駿買賣的秘密。他還說，“兩駿離開中國已有 12 年了，期間沒有人懷疑兩駿買賣的合法性。我出入北京多次，政府也沒有盤問過我”，他認為這不是“政府的行動而是某個人的報複”。據盧說，他曾把一位盜用公司大筆款項的原巴黎古董店雇員送進了監獄幾個月，而此人現是外交部官員，想利用職權來陷害他。盧發誓“一定要弄清此事”。

筆者從另一間接出處得知，盧為最高領導出售兩駿是“為了集資辦學”。盧的繼承人法蘭克•卡羅（Frank Caro）進一步說：“盧信之將售馬金額數交給中國，連手續費都沒有收。”遺憾的是，筆者未能找到盧芹齋或卡羅所說的“集資辦學”的原始信件來進一步佐證。但如果把上述說法合起來看，倒可以引申出對“最高領導”的解釋。

盧芹齋指名道姓地把調遣兩駿進京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袁世凱。袁是否親自下令，我們不得而知。如果趙鶴舫通過袁克文弄到了袁家封條和陸建章為了效忠袁世凱拱手送駿進京的說法都屬實的話，這證實袁世凱的旗幟足以達到調遣兩駿之目的。盧緊接著說兩駿是“由中國最高領導出售”給他們的，這就很容易使人理解為是袁世凱出售了兩駿如果袁真是出賣兩駿的罪魁禍首，盧為何不直截了當明說呢？1927年時袁已死了十餘年，盧點明了袁調遣兩駿進京，已沒有必要再為袁遮遮蓋蓋，盧籠統地指出是最高領導，會不會事出有因，出售兩駿牽涉到部門而不是個人？如果出售兩駿是為了集資辦學，不管是真還是幌子，這種說法與上層部門或機構掛鉤的可能性更大。

現在分析另一種認為是不法古董商個人行為的說法。根據陳重遠先生提供的情況趙鶴舫把兩駿運至北京後采取偷梁換柱的手法，把它們轉賣了。筆者不完全排除這種可能，但認為可能性不是很大。兩駿進京之事涉及到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與陝西督軍陸建章，趙鶴舫想蒙過這兩位上層人物實屬不易。萬一此事被戳穿，帶給趙的後果不堪設想。再者，即使趙鶴舫打出“最高領導”或“集資辦學”的旗幟來出賣兩駿的話，他若能欺騙別人，也未必能騙過盧。因為張靜江的關係，盧與上層關係密切，這層紙一捅就破。就算盧不聞不問，但多少也會有點心虛。他一則難以寫出“這樁買賣是絕對合法的”錚錚之詞來唬弄賓大博物館；二則也難以逃脫1927年的“陷害”事件。賓大博物館檔案中沒有記錄“陷害”事件的進展情況，顯然盧沒有被中國政府監禁，仍舊出人北京，古董生意依然興隆。盧的化險為夷是因為政府不查下去還是查不下去？仔細分析盧所說的話，兩駿是“通過他人售於我們”、“這些石駿是由中國最高領導出售給我們的”，盧很有可能意指兩駿出售既有中間人也有後台。中間人是誰？盧沒有指名，馬龍在信中提到了石駿“後被售於盧先生和馬塞爾•賓”，事實情況是兩駿都到了盧的手中，馬塞爾•賓作為中間人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他或多或少參與了此事，並不影響整個事件的發展。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趙鶴舫充當中間人的可能性最大。在中間人和“最高領導”的問題上，筆者的疑問多於答案。起鶴舫借用袁的勢力從陝西牽兩駿到北京後，會不會時值全國人民竭力聲討袁的皇帝夢“袁家花園”一事擱淺，兩駿處於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境地？“最高領導”會不會指上層有關機構或部門？“集資辦學”會不會是那時采用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一箭雙雕的伎倆？換句話說，趙鶴舫或其他中間人會不會得到高層機構或部門的指使或支持而將兩賣給盧芹齋？集資辦學有沒有先例？賣馬的錢是否最終交給了中國政府？如果高層領導沒有參與此事，盧憑借什麼來捏造這些借口？上述疑團還有待進一步發掘國內外有關資料予以解答，希望有朝一日能將這一重要問題弄個水落石出。

兩駿由誰賣出的問題雖然有待進一步研究，就像兩駿離開昭陵、西安和北京一樣，與賓大博物館並無直接的關聯。那麼，為何幾十年來畢士博和賓大博物館一直被指責為美帝國主義“文化強盜”呢？據筆者分析，這是由於畢士博多年在中國考古探險而引起的一場誤會。

五、畢士博與賓大博物館的探險活動

畢士博於1881年7月12日出生於日本東京，其父是美國派往東京的傳教士，畢在日本渡過了童年和青少年。1898 年回美國學習，1912年從德鮑大學（De Pauw University）畢業。1913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他參加了哈佛大學皮博德（Peabody）博物館探險隊赴中美洲考察發掘，1914年被高登館長召至麾下，在任賓大博物館東方部副主任的四年多期間，畢士博曾兩次赴華探險。

第一次探險曆時16個月（1915年1月至1916年5月）。畢士博先在日本停留半年，1915年8月底抵北京，12月初到重慶。在四川考察時，恰逢蔡鍔將軍組織雲南護國軍起兵討伐袁世凱，在四川與袁軍激戰。畢經曆了不少險情，乘坐的小船還差點沉沒長江，他死裏逃生，於1916年5月中旬返回費城。各界報紙紛紛刊登了畢士博在中國遇險及平安而歸的消息，他的第一次中國探險考察了四川地區的文化遺跡並為繼之而來的賓大探險規劃作準備。

第二次中國探險始於1917年3月。這次，賓大博物館規劃了中國古都西安的三年探險計劃。1916年下半年始，畢積極地為第二次中國探險在作準備。他於12月7日拜訪了民國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博士，向顧介紹了賓大博物館為介紹中國古老文化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出版刊物、係列講座、考古發掘及收藏陳列。畢邀請顧來館講座並提請中國政府對賓大博物館考察探險活動予以關心與合作，顧大使保證以他在中國的影響極力推薦賓大博物館。還接到了民國政府駐紐約總領館熱情的來信，支持賓大博物館的探險規劃並通知他的行李儀器設備可免稅進關。1917年2月，賓大博物館正式對外發布第二次中國探險的消息。畢於1917年3月 12日離開舊金山，在橫濱停留了二個月後，於5月26日抵達北京。他忙於會見朋友，了解內地情況,時次遇上中國曆史上的大事件。張勳於那年6月率領“辮子軍”入京，陰謀複辟清室。這場鬧劇於7月12日結束，畢卻因此損失了不少寶貴時間。後又因水災衝垮鐵路，迫使畢於10月初仍滯留北京。他10月2日給高登館長彙報說，中國形勢不穩定，給美元與中國元的兌換帶來了極大的波動，這意味著他的探險預算至少短缺百分之四十，同時他的信用貸款隻能維持至9月底。盡管洪水衝斷鐵路，但他還是準備去內地，他為此還向中彙銀行透支750美元。畢一路輾轉，終於在1014日傍晚抵達西安府。畢在10月18日向高登館長彙報了他四天的參觀活動，聲稱他喜歡陝西當地人，陝西是發掘的好地方，他至少需要6周至8周的時間對周圍進行考察。畢在10月30日再次致信高登館長，憧憬著冬季不回美而在當地考察，明春即開始發掘的美景。他進一步肯定了對陝西一帶進行大力發掘的重要性，認為渭水盆地是中國的文化根源，如同西方世界眼中的埃及和巴比倫。畢10月18日與10月30日的信件尚在太平洋上漂泊，而他10月2日的信已在賓大博物館領導內部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哈裏森博士向高登館長表示了對畢十分不滿。畢被第一次派往東亞達16個月之久，理應為第二次中國發掘作好了先期準備，可半年多時間過去了，畢還未到達考古目的地，且預算又短缺百分之四十。畢的毫無實質性的考古進展激怒了館內領導，他們認為縱有多種不利因素，如畢早日離開日本到中國並立即出發去西安，他就能避免中國的戰亂及洪水衝垮鐵路等不利因素。他們怪罪畢辦事拖拉，缺乏責任性，把博物館三年發掘計劃白白浪費了一年。哈裏森博士無法向中國探險資助者交代，更不會為畢再去增集百分之四十的探險資金尤其是當時正處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緊縮時期。於是博物館決定召回畢，哈裏森博士11月21日電報告畢，“中國探險停止，速回美。”這一決定出乎畢的意料之外，他於12月15日離開北京經日本返美。自從這次中國探險流產後，賓大博物館再也未能與中國重續考古因緣。

畢於1918年3月初回到賓大博物館後，大都在整理二次東亞探險的資料。檔案中未記載他參與兩駿的購置事宜。他在1918年年中開始半脫離賓大博物館，年底正式離任。棄筆從戎兩年餘，任美國海軍中尉和駐華海軍助理武官。1921年和192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考古教學，從1922年始受聘於美國弗利爾藝術館東方部副主任直至1942年逝世。在為弗利爾藝術館服務的20年中，他在中國考察達9年之久，完成了兩次小規模的發掘。

由於畢士博代表賓大博物館兩次赴華探險，每次都在北京逗留一段時間，廣泛接觸各界人士。1923年以後，畢又代表弗利爾藝術館在中國考察發掘達9年之久。他多年在華活動，必然為很多中國人所知道。當得知兩駿最終到達賓大博物館後，人們很容易把畢廣泛的串聯活動、對文物的興趣以及在陝西的探險同兩駿被盜聯係起來。加之格魯尚派遣的助手是外國人，中國人很可能沒有分清外國人的名字而將戈蘭茲和畢士博混為一人，張冠李戴，這恐怕是一場誤會。畢士博雖未參與兩駿被盜的活動，但他191710月18向高登館長報見到昭陵石駿的提法仍值得探討。畢有寫日記的習慣並定期書麵向高登長彙報中國之行。現將畢對有關兩駿在日記與彙報中的敘述對照如下，他在日記中是這樣寫的：“10月15日，參觀省博物館/圖書館，金先生電話通知該館特別安排接待我們見到了少量但精美的魏隋唐雕刻，還有一些不錯的青銅器，同時也見到著名的唐太宗六駿中的四駿，都受損嚴重。後去午餐……。”畢向高登館長彙報，有時采取報告形式，有時則摘錄日記，1917年10月10日的信，他采用了日記的形式：“10月15日，上午拜見了省對外文化專員金先生和……；後去省博物館/圖書館，見到了不少精美的青銅器，包括當地出二的2英尺高的銅鼎；也見到了著名的唐太宗六駿浮雕，現存四駿，最好的兩駿由前督軍盜走，它們十有八九遲早會在美國市場上出現。後去午餐……。”

對照之下，畢在彙報中多寫了兩句，即“最好的兩駿由前督軍盜走”與“它們十有八九遲早會在美國市場上出現。”有人認為畢所謂的“會在美國市場上出現”的說法純粹是信口開河，個人推斷。筆者不能苟同這一解釋。這兩句話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係，兩駿被移置北京可留在北京，不一定出現在美國市場。這兩句話的添加決不是畢的“畫蛇添足”而是有其用意的。正是這兩句話，筆者猜測畢在1917年6-9月逗留北京期間，已經知道兩駿在盧的手中。根據如下：第一，筆者仔細閱讀了畢1917年的日記，畢與盧在北京至少有三次聯係，6月9日畢致信盧安排約見，8月19日與9月14日畢又兩次寫信給盧，是否約見以及信的內容不詳。但從中可知，畢有可能與盧麵談或去北京來遠店而得知兩駿的情況。第二，即使沒從盧處得知兩駿，畢因在北京逗留數月，廣泛接觸各界人物，而這些人又大都對考古文物感興趣，隻要兩駿到過北京來遠店，風聲必然透露出來。況且格魯尚1917年第二次敗走昭陵肯定會流傳開來，畢多少也會有些耳聞。第三，畢既然肯定兩駿遲早會在美國市場出現，也間接證明了畢得知兩駿在盧的手中。北京古董商雲集，不乏法國商人、德國商人，畢認定兩駿會在美國市場出現，這就基本排除了那些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法德商人。盧的商業中心雖然也在法國，但根據前麵說到的高、盧之間的合作和新開辟的美國石雕市場，盧一定會把兩駿銷往美國。隻要兩駿抵達美國，賓大博物館必會捷足先登。畢的預測也反映在他的行動上，他在西安曾兩次參觀省圖書館，他還寫道：“在我參觀之際，一位有中國紳士風度的學者為我研究四駿和拍照提供了所有的方便。”畢對四駿的特別注意，又是筆記又是照相，看來是有針對性的。畢非常清楚賓大博物館的規定，凡新征集品都需在館刊上發表，兩駿一旦入館，寫作任務必然落到他的肩上，他有先見之明，已在為撰文作準備了。他不但自己著手準備，也沒有忘記通知館內領導。他在給高登館長的信中增添了兩駿“遲早會在美國市場上出現”的話，貌似猜測，實際上很可能是在為高登館長通風報信，讓他有思想準備，注意兩駿在美國市場的出現。必須指出的是，即使畢士博真的是向高登館長預報兩駿即將在美國市場上出現，這決不說明畢士博或賓大博物館與偷盜兩駿或唆使兩駿離開西安與北京的活動有必然的聯係。筆者翻閱了畢兩次起中國探險的全部日記，除了上麵已談及的，均未發現畢同賓大博物館對兩駿有其他任何動的通信往來。

中國人對失去昭陵兩駿痛心疾首，然而痛定思痛，我們還需客觀地對待曆史事實。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美各大博物館的大部分收藏都是通過探險考察而征集或直接向古董商購得。對這些征集活動的合法性和道德性的評判是相當複雜的問題，很難用簡單的是非標準來衡量。相信曆史遲早會對這些征集活動作出公正的評價。希望兩駿流失真實情況的公開會有助於我們持客觀謹慎的態度和全麵辯證的觀點來看待和處理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